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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逻辑》整理版——认真看完,绝对会有收获

时间:2013-11-3 20:46:00

(摘选和整理自陈志武著《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看完《金融的逻辑》,书非常好,对金融的来龙去脉写得非常清晰,虽然学的是金融专业,从事的是证券和保险,但这本书又重新理清了我的逻辑,现分享给大家。现在还不懂金融、不会利用金融工具来理财的人,不算是一个现代人!

一、  金融的逻辑

金融是什么?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如,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借贷合同是让贷方今天把钱借给另一方使用,但到期时借方要还本付息,其效果是贷方把今天的收入转移到未来花,借方则把未来收入转移到今天花。其他诸如人寿年金、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养老基金、股票、债卷等金融产品,虽然合约的支付安排不同,但道理都是实现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间的利益交换。)

经济利益方面,金融产品就是让不同人(买方和卖方)实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状态之间的物质交换。金融交易范围从起初的以血缘关系体系为主,扩大到村镇、到地区、到全省、到全国,再进一步扩大到全球。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此外,除了要满足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更重要的挑战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包括未来物质生活所需的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

人类有两种途径规避未来风险,其一是靠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通过提高物质生产力和精神供给量来提升人类整体生活水平,这当然能加强个人度过风险事件的能力。其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经济交换,精神交换达到互保、互助、资源共享的效果,以此提升共同的避险能力,使个人能更好地渡过经济紧张、精神压抑时期。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

原始社会里,“部落公有制”是一种实现形式,那种安排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权利,但好处是,在大家都没有自我的架构下,所有东西和果实都共享,让彼此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原始部落就成为规避生产风险、规避天灾人祸、提供原始精神消费的基本组织。那时没有正式金融契约交易,但部落里共享一切,其实就是基于隐性利益交换的原始社会保险安排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一种跨时间价值交换。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决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即所谓“多子多福”。

那时,家庭体现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家族、宗族也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家”可能是那种时代里让个人达到规避未来物质风险、精神风险的最可靠安排。

中世纪时间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对耶稣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庭、家族、宗族类似,起到经济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

二、儒家“孝道”文化与中国金融行业的兴起

1、中国儒家“孝道”文化的金融逻辑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类自古就难以以个体的方式生存,人际经济交易、感情交换历来是人类得以存活的主要保障形式,必须通过彼此间的利益交换,特别是在不同时间、空间之间的人际利益交换来最大化我们的生存概率,来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保障(包括养老)有安全感。

但是,人际交易,尤其是跨时间或者空间的人际交易必须以相互信任为前提,否则,交易的不安全使我们即使有需要,也不会去跟他人做不同时空间的价值交换,不会去互相保险、互相借贷、互相养老、互相投资。

在市场规则、信用交易保障体系均不发达的社会里,人们主要依靠以血缘建立的家庭、家族为跨时空利益交易的场地,或者说家庭、家族就是隐性的内部金融市场。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生儿育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

儒家“孝道”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父母也许爱子女,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性“契约”的概念。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血缘是这些族内、亲情内部利益交换的信用基础,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 “血浓于水”的信念则是用以强化这种体系的信用基础的文化价值。在中国儒家文化体制下,血缘关系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

2、“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

当今中国人的未来生活保障不能再靠儒家“孝道”文化,而是要靠金融市场取而代之。为什么“家”的经济交易功能日益淡化,“家族作为非正式内部金融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弱了呢?为什么基于儒家“孝道”的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许多人说是由于现代人道德沦丧所致,这也许是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正在把“孝道”文化体系淘汰。以“孝道”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将逐渐终结,这一趋势不会因我们个人的偏好而改变,它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决定的。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原来靠血缘、亲情实现的隐性金融交易正在由金融市场以显性金融交易的形式而取代之,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在江西出生但到北京、上海、广州生活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人口流动起来后,由血缘、家族提供的经济保障和养老互助功能越来越不可靠,正式的金融交易产品必须取而代之;第二,多年来所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使单纯的家庭、家族养老互助体系无法胜任,特别是人均寿命的上升,使年轻的夫妻很容易要负责上两代12位老人的生活,因此,以血缘为基础的保障体系的效果越来越低;第三,在文化价值观上,中国人越来越追求个人自由和经济独立,把未来的生活保障尽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通过各种金融品种的组合安排把未来各类经济需要事先设定好,以此最大化自己经济上的独立。

朋友网络是另一个能为信用交易提供支持的基础架构,这也是一种相当人格化的小范围利益交易体系。但是,朋友之间有一个隐性的共识或默契,那就是在这次来帮忙的朋友下次也要搬家或者也要外出有行李时,张三必须也能随叫随到。友情帮助表面上看不是经济交易,而是友情,但实际上都是隐性的跨时空利益交换,具备投资、保险或信贷的经济功能。

原来大家都把注意力和经济收入投放在家庭、家族和朋友网络上,今天不计经济成本的互相帮助和相互援助,是对自己未来经济安全的投资,是在买人格化的保险,或是在放贷,这些为个人提供安全感。但今天在市场化发展深化之后,这些经济活动被市场取代了,同样的经济交易被显性化了。

今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依赖金融市场,而不是只依赖家庭、家族达到保障未来生活目的。

实际上,从经济收入或者说生产力的角度讲,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人们的产出能力不高、没有足够的剩余去自己安排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农业社会的人是“迫不得已”靠家庭实现养老、保险等经济交易,并不得不接受阉割个性的儒家“孝道”文化。但在收入能力达到如今的高度后,人们的剩余收入与财富越来越多,没必要靠传统的家庭结构来规避未来风险和养老需要,当然更希望用各种证劵市场安排未来的生活需要。

三、  为什么中国的金融发展步伐这么艰难

在外部交易环境不发达、外部交易成本太高的传统社会里,家庭子女越多、家族成员越众,家族内部交易所能达到的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摊效果就会越好,该族壮大下去的概率会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中国家家都喜欢多生子,都喜欢成为望族,而且最好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

儒家的解决方案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名分等级秩序,以及相配套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家秩序的“硬性”基础是自然血缘关系和家庭,“软性”基础是“三钢五常”价值体系。儒家文化的宗旨是使家庭、家族成员间的金融交易或说经济互助能够有坚实的信用基础,将任何成员的违约风险、“不孝”风险降到最低。通过强化对后代的儒家文化教育,使家庭、家族成为大家都能信得过的金融、物质与情感交易中心。

当家庭家族几乎是每个人唯一能依赖的经济互助、感情交易场所的时候,人们相信只有亲情、血缘关系才可靠,只跟有血缘关系的人做金融交易、感情互助,即使创办企业也只在家族内集资。

儒家对家庭、家族的经济交易和感情交流功能的过度强调,把人际交易过度限制在血缘关系的范围内,过分地依赖“家”实现经济交易、感情交易的后果是,人们难相信血缘之外的关系,以至于血缘关系之外的经济交易(特别是涉及到信用的金融交易)基本没有发生、发展的机会,市场和商法、民法也都没机会发展。

如果说中国和西方在传统上有差别,最大的差别可能就在这里: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人只相信血缘关系,而西方人从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做信用交易的双方并非唯血缘关系不可。中国不是契约社会,而是人情社会。人们对契约不习惯,也并不十分信任。实际上,任何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和交易都是契约关系,差别在于有的社会更习惯隐性契约,有的习惯显性契约。

四、  发展金融市场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实际上,自古以来,不管有没有完备的金融证劵市场,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针对退休养老、针对未来收入风险、针对未来不测之灾而提前进行规避,也就是要面对我们在经济学中讲的消费与投资组合问题。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如果按照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家庭的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信贷,这些证劵被人格化地表现在后代的身上,后代是这些证劵工具的具体替代。

“养儿防老”就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概念,还是一个保险、信贷的概念。我今天把钱花在儿子身上,他到时候都要还回来;我今天把所有的保都投到他身上,但是等我老了要靠他。过去传统社会里的证劵并非不存在,而恰恰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被具体地表现在后代身上。

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辈子实际上是不幸的:小时候你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但却没有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时候又不可能幸福,因为首先要四世同堂,没有个人空间,也要负担父母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可能看着父母时会想:“他怎么还这么健康,我还要养他。”如果有两个孩子,他们看着年老的父母就会互相推诿。那么,作父母的就在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给我生存的保证?”后代看到老年人感觉是负担,老年人看着后代又感觉要看很多面子,也处于一个更不幸福的状态。

我在耶鲁大学带的一个朝鲜族博士生,跑来跟我说,他必须搬回洛杉矶陪他父亲,因为他母亲死了两年以后,他父亲已经没法和他妹妹过了。这个学生的潜力是非常强的,但由于他父亲要他必须回去,那就意味着他未来的职业发展肯定不会是最优的了。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再想下去,那么以后我这个博士生也会这么要求他的孩子,一代代下去都会如此。长此以往,每一代人的职业追求和他们的潜能发挥肯定都不会最优了。

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换功能,这会更有效吗?一种是大范围内外部化、非人格化了的显性金融契约交易,一种是由家庭实现的人格化了的,小范围内的隐性契约交易。前者实现的只是金融交易,没有别的潜在债务,而后者是一辈子也无法了结的交易关系。

例如,一个孩子要结婚了,父母通常会把所有的积蓄送给他,让他办酒宴、买房子。问题是,一旦父母把养老钱今天给了儿子,等到父母退休了、自己没有收入的时候,他们靠什么养老呢?我知道,按孝道,儿女要供养,要给父母当初的投资以回报了。但这里没有合同写明他们的孩子必须回报多少,多少算多,多少算少。

想象一种情景:年老退休的父母只能被动地等待,等着他们的孩子给钱,以养活自己。即使他们没钱了,如果孩子不给钱,他们可能也不好意思要,因为他们也许会顾及到自己的尊严。刚开始,自尊和自豪感让他们不愿向孩子要钱,想想,这对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即使他们从孩子那里获得一些钱,可能仍然不知道明年孩子会不会忘记给钱。也许到了明年,孩子的收入没有那么高、不够给钱了。在没有自己的钱的情况下,父母怎么也不敢用钱。

同时,儿子会有自己的家庭。许多中年夫妇,为了给一方父母多少钱而经常吵架,夫妻因此大打出手也是常事。养父母的责任成了夫妻关系的障碍,而儿女们也可能把年老父母看成是压在自己生活上的负担。

如果年轻人自己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结婚,自己以后赚了钱还银行,自己花自己的钱,而父母把积蓄买养老保险、养老基金,等退休后花自己的投资回报钱,那不是让大家都更有自尊、自由吗?这样,家庭内关系就不以金钱交易为基础,而是侧重感情了。

美国的保险、银行、证劵业是当今最发达的,各类金融产品让美国人把多数能想象到的未来收入风险、生活需要提前安排好。除了医疗、人寿、财产、汽车、失业、残疾等传统保险品种,住房、汽车等个人贷款品种,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等证劵外,美国的金融与保险业总是不断了解新出现的个人生活或养老需要,根据新需要再推出新金融产品,目的是让个人不至于因意外事件而在经济上拖累亲人。

以长期护理保险为例。其背景是随着人均寿命的上升,退休后许多人还能生活30年或更长,人过了70岁、80岁可能不一定生病,但生活行动可能越来越困难,需要有人在身边护理,此种护理费用是一般社会医疗保险不包括的。这时,一种可能是要求儿女放弃工作、放弃自己的家,搬回老家照顾父母,如果这样,儿女就要牺牲自己的事业与生活,而且如果每代人都中途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去护理、照顾长辈,那意味着每代人都无法实现自己事业与生活的最大潜力,会是一种让一代一代都不幸福的社会安排。

另一种可能是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如果张三从中年开始每年付1500元保费,那么他退休后,一直到去世之前都可根据需要去养老护理中心,或请人到自家护理,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交易发生在父母跟保险公司之间,而不是在父母与后代之间。

美国的父母会自己提前安排好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是未来的保障,他们已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没必要把孩子训制得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因此,他们没必要背上传统中国家庭文化这种包袱。

美国的金融发展也从这个角度使其整个社会效率那么高,因为在金融市场发达以后,父母亲不需要为了自己未来的保障而要求孩子无条件地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不会因为经济的原因要求孩子“父母在,不远游”。在美国家庭里,父母会支持孩子去任何一个最有利于孩子自身发展的地方,让他最好地发挥自己的职业潜能。

在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到今天,在美国,当人们考虑借钱、养老、获得保险、规避生活风险时,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去找他们的亲戚,而是宁愿与市场发生这些交易关系。

由此可见,金融证劵品种的发展不发展,最终不仅仅影响到GDP的增长快不快,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到底娶什么样的媳妇,嫁什么样的丈夫,有多少自己的自主权和个人尊严。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解放我们的个人发展空间

没有金融市场的发展,最后就会决定是不是在你最能花钱、最想花钱的时候反而是你最没钱的时候,而你通过花钱得到的效用最小的时候有恰恰是你钱最多的时候。金融证劵发展的好处是帮助我们摊平一辈子的消费水平,让我们不至于一会儿饿的要死,一会儿钱多得无处花。金融证劵能提高我们整个人生的总体幸福水平,进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

金融证劵产品能够逐渐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让人们在远远比单个家庭、家族更广泛的范围之内进行资源互补、进行风险分摊,其风险分摊的效果远远超过在单个家庭、家族之内的效果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五、  中国人的理财前景

原来由亲情、友情实现的互助互惠式隐性金融交易被市场化之后,如果替代性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投资产品又无法跟上,加之民众的理财观念又无法及时更新,中国人在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更感到不安全,也让中国人的幸福感下降。

蒙古游牧人的财富是以马和女人的数量来衡量,财富载体很原始。那个时代,人的生活真是过一天算一天,顾不上为明天的风险和生活需要而理财了,他们只能依赖部落和家庭这些社会组织来达到规避风险、实现经济互助的效果。

农业社会开始有财富管理的问题,有保值、增值这类挑战。但是,以中国为例,直到150年前,富农也好,中农也好,他们能挑选的理财的工具非常有限,买土地出租、放贷、盖房置业,参股合伙企业,或者投资从事商品贩卖,不外乎这五种投资方式。由于农业社会的正式法治往往不发达,产权保护与契约保障体系不可靠,这些可行的财富载体基本以有形的实物为主,而不是以金融契约为载体,这当然限制了投资品种的流动性和投资规模。另外,投资交易的范围也基本不超出亲戚朋友和同乡的范围。

今天,对于家庭来说,一种事先避险的办法是多存钱。但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办法,一方面意味着牺牲今天的消费机会和创业、投资机会,让家庭无法尽最大限度地发展;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完全规避掉各类风险,特别是难以规避低概率、高损失的风险事件。

第二种办法,是靠家族里的亲戚和亲人,这就要求家庭成员平时投入家庭事务、给家族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以此来换取他们在你有需要时也给你帮助的隐性许诺,依赖血缘关系达到互相保险的效果。但,这种隐性互保毕竟不是能硬性执行的契约,而且范围小,风险分摊的效果不佳。

第三种办法,是买各种保险和其他金融品种,这样,家庭只要付较小的保险费即可达到医疗保险、财产保险、天灾保险、人寿保险等等,由于保险公司的客户人数多、地理范围广,所以风险分摊效果最理想。

为什么中国金融业的潜力极大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呢?这不仅可以从企业融资、把未来收入流作金融证劵化的角度来理解。融资与证券化当然为金融业创造许多商机,但更重要的发展潜力来自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变迁以及不断深化的城市化进程,这些社会转型正在逼迫人们减少甚至放弃对儒家“孝道”文化的依赖,转而依靠正式的保险与其他金融证劵市场,由市场逐渐取代家庭为个人提供经济保障。人们正在发现各类保险与金融品种是更可靠的养老和保障未来生活需要的手段,而且也能给个人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增加长者的个人尊严。

发财致富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多数人的财富或许没有那么多,但是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理财的问题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在未来和今天的钱之间做合理配置等,这些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跟美国家庭相比,中国家庭的资产结构非常不利于升值(因为股权型投资太少),也不利于规避未来风险(因为保险和退休金投入比例还太低)。这种差别当然跟总体金融发展水平相关,但也跟民众对理财的认识程度有限不无关系。正因为这样,专业的理财服务就更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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